蔣介石用人的兩條原則
蔣介石一生善於搞特務活動，同時，他控制手下特工的辦法也很多，其中最主要的辦法就是對特工授予大權，但不給高位，以防他們在政治上坐大。戴笠任軍統頭目十多年，始終是副局長，隻給了一個少將軍銜，還是拖到1945年3月才公布。盡管如此，兩人又合作得相當默契。一方面戴笠要報蔣介石的知遇之恩﹔另一方面他也是一個有心計的人，深知以自己的資歷、能力和水平，絕難跳出蔣介石的手心。惟有取得蔣介石的絕對信任，才能飛黃騰達。
對於蔣介石的心理和性格的研究，戴笠可謂是精細入微，揣摩到家。蔣介石發號施令，一概用“手令”，一年下來，一般都能裝滿10隻公文箱，從軍事、政治到黨務、經濟，無所不包。但對特務工作歷來諱莫如深，很少下達“手令”，特別是涉及暗殺、離間這些事情，更是小心謹慎，不留半點蛛絲馬跡，以免授人以柄。
戴笠早摸透了蔣介石的這一套把戲，凡是涉及到政治上的敏感話題，戴笠堅持向蔣介石做口頭匯報，對蔣介石的某些指令，他也隻用腦記，從不筆錄。回到軍統局本部傳達時，戴笠一般隻講“奉諭”，究竟奉誰之“諭”，不做任何解釋。對於戴笠的這一套辦法，蔣介石也暗暗贊賞。
戴笠素知蔣介石用人行事十分注意儀表和風度，每次去見蔣介石時，他必衣冠整潔，精神抖擻，回答問題簡明扼要，從不拖泥帶水。
蔣介石對部下最忌諱兩點：一是結黨營私，自成體系﹔二是貪污。這方面，戴笠都能把握到位，表面上從不參加任何派別的活動，以免招來蔣介石的猜疑。他還經常整肅軍統小特務的貪污受賄行為，沽名釣譽。
蔣介石用人有兩條最重要的原則：一看是不是浙江人或黃埔出身﹔二看是什麼人保薦。在軍統的人事安排上，戴笠謹遵這兩條原則，重要職位大都由浙江人或黃埔生把持。凡向蔣介石推薦的人員，非浙江人或黃埔生不薦。
他素知蔣介石獨斷專行，常有讓下屬防不勝防的地方。在核定計劃、回答問題時，戴笠必須准備兩三套方案。在沒有准備好第二套方案之前，第一套方案決不拿出來。所以，戴笠每次向蔣介石獻計呈策時，很少有不被採納的。
蔣介石性格暴烈粗野，對下屬動輒訓斥，甚至動手打人。但蔣介石也有一原則，不是親信心腹不打，挨打的人必有重用。蔣介石打戴笠時，經常是痛罵之后罰跪，罰跪時再拳腳相加，毫無顧忌，由此可見，蔣介石對戴笠的信任之深。明白了蔣介石的良苦用心，戴笠每次挨打時，都毫無怨言，反以為榮。
對人對事，蔣介石都按親疏遠近有一本細賬，對此，戴笠極盡揣摩迎合，十分准確。1941年夏天，蔣介石到西安視察防務，在西廟游玩時，蔣介石不發一言，久久不肯離去。陪同的胡宗南百思不得其解，事后向摯友戴笠討教。戴笠說，蔣介石是想在那建一幢別墅，之所以不說出來，是想讓親信們心領神會。一年后，再次來到西安的蔣介石，被胡宗南特地安排到西廟新建的行宮“常寧宮”，蔣介石果然格外高興，對胡宗南恩寵有加，還把兒子蔣緯國交給胡宗南栽培。
五招對付“老頭子”
對於蔣介石的防范，戴笠也知道，目前時機尚不成熟，惟一的辦法隻能是撫平“老頭子”的疑忌心理。
從1942年下半年開始，在調整與蔣介石及各方關系上，戴笠使出了“五招”。第一招是表忠心，以期讓蔣介石減輕對自己防范和戒備的心理。在當年10月蔣介石到蘭州和西安考察期間，戴笠以隨員的身份侍衛左右，布置檢查蔣介石外出時的安全保衛，親自核定每個警衛步驟，和胡宗南一起調動西安的軍警憲特，加強戒備。一時間，西安市區布置得像“鐵桶”一般。蔣介石對戴笠的忠心，感到非常滿意。
第二招是拉靠山。戴笠清楚，在蔣介石周圍的權臣親貴中，真正能在關鍵時刻說得上話，敢說話的，首推宋美齡與宋子文。他看准了宋氏兄妹的作用，費盡心機地巴結。1940年夏天，宋子文作為蔣介石的私人代表，赴美爭取美援，滯留美國長達兩年之久。在此期間，戴笠和宋子文的電訊往返不斷。1941年12 月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為加強對美外交，蔣介石任命宋子文為外交部長，但宋子文為提高身價並不急於赴任，仍滯留美國。1942年，戴笠給宋子文發電，力陳上任的利害關系，催他回國。針對宋子文在上海曾經差點被人暗殺過的經歷，戴笠親自安排了警衛工作，重視程度絕不亞於蔣介石。宋子文極為感激，久而久之，把戴笠引為心腹密友，幾乎達到利害與共、推心置腹的地步。
“西安事變”以后，戴笠留給宋美齡的印象也不壞，他抓住機會大獻殷勤，運用各方面關系，增強了宋美齡對自己的好感。
第三招是找后盾。隨著反共活動的升級，在將介石心目中，胡宗南的分量在不斷加重。戴笠與胡宗南本是至交，現在又想挾胡以自重，更是不遺余力地鞏固關系，抱成一團。每逢重大政治問題，便相互征求意見，工作上相互支持，生活上打成一片。
第四招是謀軍權。戴笠清楚，特務工作的權力大名聲惡，將來很容易被蔣介石當替罪羊鏟除掉。隻有盡早向軍界發展，才能增加政治上的保險系數。在美國海軍情報官梅樂斯兩次來華期間，戴笠不惜花費大量精力交好，最終得到美方的青睞，梅樂斯甚至在蔣介石面前，推薦戴笠出任海軍司令。
第五招是搞架空。唐縱受蔣介石安置兼軍統的幫辦，戴笠不好拒絕，但他採取后發制人，抬高唐縱的冤家對頭毛人鳳的地位，用來抵制唐縱。被架空的唐縱，雖是幫辦，也是幫而不能辦。
蔣介石接到唐縱的密報后，深感戴笠不好對付，已經構成了一定的威脅，決定立刻採取斷然措施。
蔣介石提出，在軍統之上成立一個五人小組，由錢大鈞、胡宗南、唐縱、宣鐵吾等人組成，直接對蔣介石負責。這五人中，宣鐵吾是戴笠的冤家對頭，錢大鈞先后兩次出任侍從室一處主任，和蔣介石的關系很深。吸收胡宗南進入五人小組，是蔣介石的險惡一招，表面上看，胡宗南和戴笠有著不同尋常的關系，盡管其中有著感情成分，但還是相互利用。以胡宗南的為人，在蔣介石和戴笠之間的關系處理上，胡宗南絕對不會舍本逐末。胡宗南更有一種受寵若驚的感覺，尤其感激蔣介石的知遇之恩。同時，蔣介石還可以利用他和戴笠無話不說、無機密不談的便利條件，隨時得到關於戴笠的密報。
在五人小組中，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胡宗南，這是戴笠絕對沒有料到的，也顯示出蔣介石的奸滑之處。
不管戴笠如何騰挪變幻，始終還是沒有跳出蔣介石的手心。
